秦晖：暴风眼中看文革——《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序
作者 秦晖，转载自《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
文革中的军队，不仅在今天，就是在文革的当时，在作为是非漩涡和矛盾焦点的同时也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曾经成立过闻名遐迩的情报机构八大“动态组”，其中“三动”（第三动态组）就是专门收集军方各部“动态”的。三动的“简报”成为今天极难一见的文革史“黄金文献”。而余汝信先生几十年来搜罗的军队文革史资料，很多的价值超过了那些黄金文献。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人们很多事情发生的背后逻辑。
余汝信先生对文革史的研究功力深厚，成果迭出，而新出的这本书尤其重要。它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军队内部权力争夺的种种惊人内幕。
本书用新的材料提出了一系列与历来官方观点不同的新看法。如罗瑞卿问题使用了新发现的唐平铸笔记；1966年10月5日军委、总政“紧急指示”的由来以新发现材料否定了陶斯亮告状说；论述1967年1月刘志坚倒台、阎红彦自杀时引用了当时周恩来对这些人的负面评价；指出“七二○事件”导火索其实是周恩来的讲话，等等。尤其是1971年5月林彪给毛的信的复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关于“九一三”坠机的调查报告中文译本等，都是余汝信先生首次向外界提供的。
而本书对“九一三事件”经过的详尽分析，则以林立衡1971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这一当时林家知情人最早、最具体的亲述文献为依据，这份文件虽然早就被提到，但就我所见，最详尽的文本披露还是在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中。他依据这份第一时间和第一手资料，结合其他重要信息来源，对该事件的真实过程也做出了迄今为止笔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这些考证澄清了由于各种原因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出现的主要争论，包括林立衡本人后来因政治气候变化改变说法而导致的许多混乱。可以说，经过余汝信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持续考证，这场石破天惊的文革时期政治大地震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
本书关于军队文革内幕的一些考证，更可以给今天的一代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蒙。如本书提到的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如今是著名的红色旅游热点“金银滩”“西海原子城”，作为文革时期两弹一星成就展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游客看到的只是一片满满的“正能量”。但本书揭示了文革中这里的一幕幕恐怖剧：1966-67年间，该单位文革造反、派争、武斗严重，导致业务瘫痪。1967年实行“军管”后，“造反派”的派斗趋于平息，按过去官方“否定文革（实际上主要仅否定‘造反派’）”的说法应该算是恢复正规了。
然而“军管”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才真正开始了恐怖高潮。特别是1969年11月发生所谓“三大案件”后，周恩来指示派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公安部领导成员、原空军副军长赵登程前往清查。二赵调入大批复员军人作为“打手”，对原基地的科学家、干部与群众进行大规模整肃，“大搞刑讯逼供，提出‘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实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不漏”，破“四旧”要“刺刀见红”。
当时全基地被圈禁，人人过关，“整个二二一厂成了一个大监狱”。赵登程带头搞“逼、供、信”，亲自动刑。使用的刑法闻所未闻，什么“站圆筒”、“冻冰棍”、“烤电炉”、“假枪毙”、“假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今天被当做红色样板的二二一基地，当时却被说成是“小香港”、“小台湾”、“资产阶级大染缸”，反革命分子是“一串串的”、“一窝窝的”；“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二赵倒台时止，该基地已有3，200余人被整肃，被逼自杀108人，被打致死4人，包括副院长王志刚和炸药专家钱晋；冤杀5人，被关致死3人；因刑讯致残、致病400余人，九院创始人之一吴际霖也因备受摧残英年早逝……。
尤其恐怖的是1970年“为掀运动高潮，草菅人命，枪决无辜职工”，当时一次就当众枪杀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员，还有一个不到16岁的孩子；本书揭示了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开大会时，会场四周架上机枪对着全场群众。‘犯人’剃光头，绳子套在脖子上，令全厂职工面向杀人现场。枪杀人后，赵登程讲话称，‘你们听到枪声没有？没有听到枪声，下次我拿大炮轰，拿机枪扫。’”
这些情况，不仅在对文革灾难了解极少的今天中国应该让后代人知道，即便在改革初期“彻底否定文革”的时期，文革的罪过也基本仅由“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帮集团”背锅。而二二一基地最可怕的一幕却不是在“造反派”得势时，相反所谓抓“五一六”还主要就是针对造反派的。主持整肃的赵启民并非林彪或四人帮所派，后来也没有作为林彪四人帮死党定案。这些灾难究竟因何种机制发生？怎样才能杜绝这类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二二一基地成为缅怀国防科研先驱纪念地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当年蒙受的冤屈和苦难？如何告慰那些屈死的亡灵？
笔者少年时亲身经历过广西的文革，对当时军队各部分的差异、矛盾与对立，尤其对不少军队与各派关系的翻云覆雨、变化无常感到极为困惑。当时的军队对外都以数字代号“××××部队”见称，而实际番号保密。民众对各部队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一无所知或众说纷纭。我们那时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广西军区支持一派而广西几支野战军却曾经支持另一派？为什么“6955”、“6936”、“6984”、“广字104”等部队各唱各的调？“北京”曾经派“6984部队”来保护受压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不久却又在对方武力威胁日甚时调走了该部，甚至把“挽留亲人6984”的民众打成“反共救国团”操纵的“X匪”来剿灭。而当后来人们得知6984中的一些部队也参与了这类剿灭时，就更惊讶得如雷轰顶。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下了很大功夫，基本还原了文革中这些“××××部队”在军中的真实番号及其军史上的组织渊源，有助于人们理解它们政治态度的差异和变化，澄清了很多萦绕人们心中的谜团。
我们很早就隐约知道，地方军区由于与当地党政机关关系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调动频繁的“野战军”则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划者的意图支持“造反派”。但是这种粗略的感觉往往让人上当。例如广东文革中，野战军第41军等部对造反派的镇压比地方军区还厉害。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1950年代北京派来“南下干部”掌权，大反“地方主义”，整肃广东地下党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广东文革受到此举后遗症的严重影响。在很多地方，“造反派”同情被整的本地干部，视长期掌实权的北方籍“南下干部”为“走资派”而力图打倒之。而野战军领导恰恰多为北方人，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干部”，支持敌视本地干部的所谓“保守派”。本书对各地驻军真实组织体系和历史渊源的梳理，对理解这类现象极有帮助。当然，这也反映出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的错综复杂关系。军史上的亲疏恩怨是影响文革中军队态度的一个因子，但是这种态度绝不是仅用军内渊源所能解释的。
军队在文革中可以说是“风暴眼”：表面上是乱局中的静点，实际却紧邻风暴最烈处。军队作为最讲纪律的秩序力量，逻辑上与“造反”可以说是最对立的。但文革中的军内造反却一度如火如荼，乃至由于失控而出现“军管总政”这种荒唐现象。毛泽东在大讲整肃“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两年之后，1968年却有一段时间密集地大讲文革就是整“国民党”，还暗示指的是文化教育界和社会上的“国民党”残余。军内立即有人敏感感到这是对造反派兔死狗烹的信号，不仅放出造反派是国民党潜伏组织“反共救国团”操控的说法，把军内曾经奉旨支持“造反”的人员打成“国民党政治部”，甚至在军内提出“‘老保’不翻天，天下不太平”的口号。军队是最讲统一的，尤其是中共的军队最强调“党指挥枪”、“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文革中的军队却显示出极为分裂的一面，不仅派系倾轧，不同部队各支一派大打内战，甚至出现林立果谋刺毛泽东这种任何“造反派”都不敢想象的策划。
在过去强调文革“造反”犯上作乱无法无天的一些著述中，文革，尤其是派战激烈的前几年常给后人以“无政府状态”的印象。实际上尽管毛泽东绝非无所不能，他的决策后果也多次超乎自己预料、甚至自己都不易收场。但是文革在整体上从未脱离过毛泽东的掌控，所谓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等语，往往是毛泽东有意翻云覆雨、借力打力、自诩“乱了敌人”，即便在毛泽东始料不及难以收场的尴尬时期，也常常是以新的错误来文过饰非，为纠正自己的前一个失算而让别人和国民付出代价。军队正是毛泽东用以控制文革的最后底牌，尤其“北京派来的”野战军的态度，曾经是民间百姓揣测圣意的依据。我所在中学的一位老师，本是根正苗红的青年党员，思想正统，原来曾经是“保守派”，后来正是因为“毛主席派来野战军”保护四二二造反派，以为这就是圣意所在，遂反戈一击成为了四二二成员。不料数月后“中央”再次变卦，在四二二最终被军队支持的保守派镇压时，他被深恨其“叛变”的本校“保守派”成员当场枪杀。
但正如本书揭示的大量事例所证明的：军队在这种翻云覆雨中既成为毛泽东控制乱局的“定盘星”，又成为助长各地乱局的肇祸者，而军队自己也被折腾得遍体鳞伤，付出了惨重代价。余汝信先生的这本书，既留下了大量详实史料，又令人深省反思，在资料与思想两方面都很有价值，我先睹为快，也特此向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