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持：漫漫十年为“一谏”——《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后记

作者 张向持，转载自《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线装书局2015年。

《圣殿》一作，从采访写作到出版，整整耗去了10年时间，光是采访写作就用了六年多。

有朋友说：十年磨一剑，这种作品，其史料价值、现实意义非同一般，花费再大的工夫也值得。
我暗暗叫苦：倒不如说十年只为“一谏”更贴切。为了一声呼唤，耗去10年大好时光，人生有几个10年容人如此消耗？这账怎么算，也觉得过于“挥霍”了。

如此“挥霍”究竟为何？为了后人不再“饥饿”。“饥饿”不仅仅是肚皮与粮食问题。

但愿“一谏”初衷有“一剑”之效，这取决于读者如何评判。作品出版，艰辛终成正果，似该放松一番。可是头脑还是难以平静，每每回想作品艰辛而又曲折的产生过程，总难消“百味杂陈”之感，似乎总在提醒我“有话要说”。

我始终认为，人是需要信心的。

有信心，才有决心，才有恒心；有信心，就不畏艰难，就不会退缩。信心，支撑着人的信念；信心，助燃着人的希望。

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充满信心的社会，清风不屈于浊气，云雾遮不住晴空，坎坷阻不住脚步，艰难消不退意志。信心，拱卫着社会的安宁；信心，催动着文明的车轮。

可是，这些年来人们的“信心”在哪里？“信心不足”已成为常论的话题，这种局面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不言自明。

我们经历了“信心不足”的岁月，这段岁月过于漫长；我们到了必须“恢复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热量。

《圣殿》，正是“信心”的产物。

1998年，一篇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网络媒体迅速传播，作者是已故的“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回忆文章，最真实的感受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后人最坦诚的告白。

张树藩告诉人们：那场生命灾难是个沉痛的教训，它说明了违背科学、作风浮夸的严重危害，更说明了方针、政策脱离“群众路线”的惨重代价。

张树藩发出两点呼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敢于讲真话；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的告白可贵在于，不是为了单纯“声讨”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公正地审视是非，从中揭示天理人心；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信阳事件”的公开评价，并具有普遍的认可度。

我最初的困惑在于：“人祸”何以成为主要因素？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可能置民于饥饿而不顾？

记者的职业敏感与作家的好奇心，促使我一探究竟。2005年初，我首赴信阳，开始了艰难的实地采访活动。

采访过程的艰难无须细赘，点多线长的地理不便（17个区县大半属于山区），采访条件的艰苦（缺少车辆、食宿保障），等等，都是可以预料的问题。没关系，田野滚大的人，不怕吃苦是基本功，坐拖拉机、小摩的、毛驴车，住小旅馆、山乡农舍，这些在我都不算什么。一切所谓的“艰苦”在哈哈一笑中过去了。

但最难办的是无法得到配合，比如无法获取相关的档案资料，无法依靠相关部门联系采访对象等，这就无法避免地增加了采访难度，拉长了采访时间。

我只好依靠“民间力量”突破采访屏障。第一站奔赴固始县找到一位军中朋友的家，那座农家小院给我的采访活动提供了“火种”。

军中朋友的父亲唐纪银老汉也是信阳事件的亲历者，他对我讲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事值得好好写。俺父亲饿死了，村村饿死人，也没几人骂共产党。现在啥情况？

我心头一震：饿死不骂共产党！

老人的话存在心里，我预感到这可能是采访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

采访活动从农家小院不断扩展，联系到的采访对象不断增加，我从“民间”找到极大的信心。

尤其幸运的是，采访活动得到了许多经历过“信阳事件”的老干部鼎力相助。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向我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这茬人，好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健在的也都80岁左右，再过几年，“信阳事件”的见证人就找不到了。我们迫切希望向后人公开这段历史，这有利于我们党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利于共产党人回到人民群众中来；有利于增强社会信心。

他们是真诚的。面对真诚，信心倍增。

在采访桂慕李老人时，我们交流了“信心”问题。

当年，桂慕李担任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他列举以下几个现象，并自我解答：
——到了“一口饭”连着“一条命”的危机时刻，饥饿的群众每天围满公社粮站门口，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哄抢粮食事件？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坚信每家“锅灶一定能冒烟”。
——大灾难产生了，百姓在煎熬中挣扎，为什么整体上出没有现谩骂、痛恨共产党的现象？因为许多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表现，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充满信心。
——从省、地到县、社，都有领导干部公开批评错误政策、错误行为，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公开叫板，为什么不怕冒风险？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的宗旨不会变，对党纠正自身错误、回归正确道路有信心。
——灾难波及千家万户，为什么社会没有乱？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信心，共产党对人民群众有信心。都有信心战胜灾难。

“你想想看，信心有多重要。我们那代人，缺文化、缺物质，就是不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信心。”桂慕李老人说。

我坚信，这是桂慕李老人刻在脑子中的记忆，这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信心”。

彻夜难眠，我不停思索桂慕李老人谈及的那些现象，又联想到唐老汉的那番话，感到回味无穷。的确，灾难连着怨恨，而“深情”依然存在，过失严重的共产党与受害的百姓仍似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不正是“信心”在起作用吗？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今天的窘境。信心，对今天的人们、今天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有价值——这是我黎明前的顿悟。

我对自己的“顿悟”充满信心。在此后漫长的采访过程中，“信心”溪流不断拓展着河床，渐渐洪流奔腾。

身在军旅，又非专业作家，也只能利用休假或出差的机会从事这项“业余活动”，六年间先后六赴信阳，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采访活动。六年采访，找到的是久违的“信心”。

诚然，我从这场灾难中感受到了伤痛，因为这种伤痛连接着巨大的生命代价；但也感受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振奋，因为这种振奋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连接着共产党人曾经的风采，连接着后人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

我对朋友说：在“信阳事件”中找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恰恰是今天被我们淡忘却又必须追回的。

可是，朋友没我那么乐观，提醒说：毕竟涉及“饿死人”问题，这种题材太敏感，你能怎么写？
怎么写不是问题，是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理解就怎么写，反映一个历史事件既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也需要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我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也清楚自己的信心在哪里。

我发现的是长期以来被云雾淹没的“霞光”，是被阴影遮挡的“景色”。我们不能忽略“霞光”与“景色”存在的价值，因为这关乎到历史的另一面真实，这种真实同样需要得到展示。

我的信心在于：共产党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何曾畏惧过什么？一个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党，何至于脆弱到对一个历史事件谈之色变的程度？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敢亮“家丑”的勇气，因为她有“自我批评”的传统；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接受批评”的胸襟，因为她有“谦虚谨慎”的作风。那么面对“历史教训”，我坚信共产党更不缺少“以史为镜”的智慧，因为她肩负“开创未来”的重任。

信心在胸，义无反顾。无论写什么，无论怎样写，目的只为发出一声呼唤，在于找回滋养“信心”的那块土壤。那声“呼唤”是什么，那片“土壤”是什么，我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

从采访到写作，几乎耗去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书稿终于完成，我希望，自己这部“信心”催生的作品，能为读者、为社会带来“信心”。

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

时至今日，网络媒体关于“信阳事件”、“三年自然灾害”的信息铺天盖地，争论此起彼伏，最激烈的话题聚焦在“死亡数字”上。

的确，关于“死亡数字”，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做出了不同推算，数据差异有如天地之别，长期处于“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

显见的是，网络媒体这种无休无止的喧闹，让不了解“三年自然灾害”那段历史的年轻网民们如坠云雾里，在将信将疑中游荡不止。无疑，这一状态下最容易产生影响的是“负能量”，声讨、怨恨、谩骂等声浪似乎淹没了一切。这般情绪笼罩之下，人们的“信心”便无从谈起了。

“死亡数字”不管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令人痛心的生命悲剧，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应被后人铭记与反思。我不赞成以“死亡数字”论曲直。因为，那场灾难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诸多不可忽略的内外在因素，“死亡数字”只能说明灾难程度，并不能说明引发灾难的实质问题。此外，面对“死亡数字”大小，你想证明那段岁月“日月无光”，还是想证明“一片光明”？都不能。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只眼睛”看历史，必然看不出“信心”来。

紧盯着“死亡数字”争得口干舌燥，死缠烂打不可开交，究竟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仅仅是为了“揭伤疤”，或是为了求证“疼痛度”，其回顾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回顾痛苦而超越痛苦，回顾灾难而超越灾难，在回顾与超越中扫荡一切遮挡视野的阴影，才是今天和所未来需要的一种理念。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警示今天与未来——历史的创伤、历史的教训，不能成为今天的包袱，因为我们需要轻装前行；汲取历史教训，需要深扎一层，以超越的思维探讨问题“根源”，使我们的今天与未来避免“新痛”。

立足于美好的向往，让历史停留在我们身后；继续创造美好的历史，为后人拓宽奔跑的征途。

这，难道不是我们最该确立的观念吗？

感情与距离，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整体上为何没有影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百姓与共产党之间感情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的感情经得起风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距离缘于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仍恪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共产党整体上没有“远离百姓”；百姓也把共产党看作“一家人”，在饱受苦难之时仍保存对共产党的信赖与拥戴。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对这个答案有何感想？当我们看到当下社会涉及权力和权利的诸多不公正丑恶现象时，我们共产党人真应该想一想“远离百姓”有多远？想一想百姓对共产党人还有没有“一家人”的感觉？想一想当“鱼水情深”般的感情日渐淡薄之后，还能否经得起风吹浪打？我们面临的“代价”将是什么？

毋庸置疑，产生“距离”与党内腐败之风日渐盛行难脱干系。我们必须明白，“距离”的出现是我们党自身的原因，宽厚的百姓不希望共产党离他们越来越远，不希望看到“一家人”远去的背影，不希望心中那朵圣洁的花儿不断地萎缩，只渴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近……

2013年兴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引导全党回归人民群众。习近平每到一地总要提醒党的各级干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

习近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

习近平在视察时，也屡次嘱咐当地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当我们重温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领袖们的种种教诲，尤其是认真品味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言语和行动，更坚定一个信念：回到百姓中间是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领导全民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驱动力。

2006年11月下旬，远在欧洲的乌克兰人在全国各地集会，纪念大饥荒73周年。在73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有近千万乌克兰人被饿死。集会主持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有过怎样的可怕经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要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警示。

我们有过同样的“大饥荒”，却从未有过提醒后人“要珍惜馒头”的纪念活动。我们在担心什么？无论担心什么，都不比担心“忘记历史”更重要。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不该成为这样的民族。

《圣殿》，权作是对“三年自然灾害”、对“信阳事件”的一种纪念吧。

因思虑“代价”、心系“圣殿”而有此一书，或许是杞人忧天了，或许是妄言不羁了，或许是自作多情了。即便如此，请相信皆于“忠诚与责任”，因为我是中华子民，也是共产党员。

作者

2015年3月于北京